浅尝「张五常经济学」之中国经济制度

文字|无知少年

ID|Javage

字数|5.5千字

上篇简要阐述了《经济解释》（点击文章标题即可跳转阅读）。

本篇将从合约安排、县际竞争、货币之锚这三个方面阐述张教授笔下的中国经济制度。另外，我尽量保持纯洁以免触碰G点。

合约安排

人的行为不可以没有约束，在社会中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局限是「产权制度」，而「产权制度」可以看作是「合约安排」。

产权的界定决定制度，制度的选择也就是合约的选择，从合约的角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人min公she从「大锅饭制」转用「工分制」，继而从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再继而到包产到组、到户，承包合约，层层承包，从而发展到如今的「县际竞争」制度。皆可看作「合约」或「制度安排」的转变。

改开之前的「安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干部不需要经过市场的考验。而如今的「县际竞争」的成功，是因为县干部一定要经过市场的考验——土地使用的市场情况，不及格不会有奖金或会被革职。

主要原因与「产权」有关：

1、不管在公司之内的「看得见的手」怎样指挥、监管，甚至怎样胡作非为，产品最后还需经过消费市场这道关卡——市价。

「市价」是「看不见的手」。生产要素为私人拥有，公司之内的「看得见的手」是由上头市价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着。

换言之，「市价」的出现是私产的产物，「看得见的手」无论怎么干，都需要过市场这关。

然而，之前的悲剧源于非私产，不需要经过市场考验。没有私产约束资源的使用，使用者又不懂市场。非私产运作提供的价不是「市价」。

2、私产的转让权很重要。转让权是允许资产所有者可以选择要不要参进公司，参进后也可以退出。

然而，之前的生产者干多干少均一样的工分，懒惰者自然就卸责（偷懒）了，造成大部分生产的不积极，影响产能。

一个生产者可以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从事，可以把自己拥有的卖断给外人，也可以通过合约，把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利出售给外人使用。

科斯自问：为什么一个有生产力的人选择去做“仆人”或“奴隶”呢？斯密的分工与增产的论点众所周知，但为什么选择放弃斯密的由市价指导的「看不见的手」，而让一个经理人的「看得见的手」指导？为何自甘为奴？

科斯自答：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不知价，以公司替代市场可以减低「交易费用」。

愚之见：

1、积极向上的普通劳动者（或是刚出社会的）虽拥有生产要素，但无法生产出具有市场价值或是被市场认可的产物（由于「讯息」或「交易费用」的存在，生产者的产物只有代价没有市价），或是生产出的产物的费用与寄人篱下的时工相比不高。于是可以通过卖断给外人，利用在外人（公司）的生产环境下，砺炼锻造出能被市场认可的产物的生产要素。说人话就是，自己当老板社会经验不足而导致收入不及打工者，就先去打工，借助别人之地，利用他人资源，提升自我价值，直至价值显现，自有市场。

2、得过且过的生产者，通过卖断给外人，在以小时工作制，而非件工制（生产件数计价或同工同酬）的生产环境下，可以偷懒或卸责。

幸好社会的发展总是螺旋上升的。

1984年，张五常见到合同工（雇主与工人签的工作合约）开始替代铁饭碗的国家职工，立刻公开说，中国经改不会走回头路。

原因是，合同工的劳动力在市场有价。而这个价带来的劳力收入，以收入的时间先后的不同价值来计算利率，可以把未来的「预期收入」折现成「资本」。

从费雪的理念衡量，从「国家职工」转为「合同工」，「劳动的人」变为「资本的拥有者」。只要社会或交易费用略为减少，增加了一点以「市价」为竞争准则的经济活动，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上「租值消散」会大幅下降，经济增长可以一日千里。

中国经改的重点，是要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

约束竞争的费用是「合约费用」，也是「交易费用」，广义看是「制度费用」。

这些费用的提升会减少「租值」，也就是增加「租值消散」，反之亦然。

因此，「租值消散」可以看作「制度或交易费用」，「制度费用」就是「合约费用」。

等级界定权利         

就是某些高级别的XX可以享受人shang人的待遇。

之所以会有等级排列。是因为那个年代废除私产，即「无产制」——人与人之间产权大致平等，不同级别之间就出现了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安排（享受的待遇定档划分）。虽然产权是平均的，但为了生存，不同级别的非市场的等级排列权利就必须了。

另外，如果没有以“人”作为「等级排列」的界定安排，在竞争下，就会造成「租值消散」。

例如，有4个人（甲、乙、丙、丁）在一座孤岛上，然而资源贫乏并且他们之间没有私产。于是决定按能力优先的原则进行等级排列，甲＞乙＞丙＞丁。就这样物品的分配按该「等级排列」进行权利分配。若是没有这种界定安排，孤岛上的资源将被4个人一下子抢光，即「租值消散」。

资产界定权利         

发展的成功关键，是中国采用了一种刚好在「等级排列的界定安排」与「私有产权」这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承包责任合约。

承包责任合约         

“承包”一词的意思是，我指定的任务由你担保完成，其余的你可以做自己的事。

国家通过土地租约授予私有产权。这租约的年期可长可短，原则上是可以永久的。国家没有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和收入权则归承租人独有。转让或出售可用转租的形式处理。

以「市价」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因而「交易费用」下降，使人民收入或土地租值上升。

国民的总收入可分两部分：①交易或制度费用，②租值。当费用减少时，租值上升。反之亦然。

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假若土地私有，然而人多不易划分，「承包责任制」乃当时之优选。很大的原因是，“私”这字，在当时的制度下不可取。

这是中国独有的制度，用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国家，无疑是天才之笔。

县际竞争

权利转移补偿方法         

“上面”出钱买断「等级权利」。就是corruption。

1984年，中期corruption盛行。换个角度思考，其实当时的corruption是替代了「等级权利制度」的瓦解。

经济权力越大，地区竞争越激烈。如今中国的主要经济权力，在县的手上。主要原因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

1994年，中国推出的「增值税」不仅是「租」，而且是佃农分成合约的制度。

中国工业的「增值税」是「租」不是「税」。「租」与「税」的区别有三。

1、「租金」是基于一些指定的资产使用权利的转让来收取的。例如，厂房或土地——「税」没有资产转让指定。

2、「租」是使用资产的人有权不参与，即有权不租。「税」没有这个选择。

3、「租」是凡使用有关资产就要交，不管是否赚钱。

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现象只有在这种政制下，才有成功的机会。原因是，不同地区的层面是垂直或上下串联的模式，同层或左右不连。

就好比，一个县看成是一家大型购物商场，通过竞争招商。①租客（投资者）交一笔固定的最低租金（类似支付固定的地价）；②分成租金（征收的增值税）。由于有分成，商场管理者会谨慎选择租客，多方面为租客提供服务。可以看出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如此激烈。

县的竞争也会减少corruption。同样条件下的地区，只有无知的投资者会下注corruption盛行的县。

原因很简单，corruption会产生大量的「交易费用」，从而减少投资者的「租值」。

从上述看，这就是前面说的《佃农理论》的「分成租佃制」。地主要监督农民的操作，才有更好的佃农分成。

佃农的分成率变化多，可中国的增值税却是全国一致的税率，怎么更有效率呢？

答案是：

县政府可以在地价上做文章。根据优劣的投资者，进行不同的地价之选。如优质投资商可以免地价，或者以优惠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还有重要的一点，通过限制商住用地的供给，拔高「租值」。

市场运作分两步：

1、界定私有产权，以合约来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

2、市场本身的出现，通过有市价的合约来交换资源的使用或产品的权利。

承包责任制是另一种安排。使用权的界定与市场成交是结合在同一合约中（投资者只需签一份几页纸的合约，里面说明土地面积、地价等他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双方履行的责任期限）。签好了的合约可以转让，但如果投资者要到银行借钱，有地契在手就比较方便了。

货币之锚

改开后，八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有目共睹。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通胀高企，金融秩序絮乱等现象。

1993年7月，朱镕基接管人民银行，两年后改为央行（剥离商业银行业务，不再向外发放贷款）。93年他把人民币勾着美元（幸好当时的美元币值相当稳定）。人民币量的增长与外资的进口量挂钩。不到四年，那奇高的通胀率下降为零，然后转向通缩（外汇储备增加）。

张教授指出，当时其他的亚洲小国也把他们的货币勾着美元。美元与人民币可以看为是两艘巨舰，互相勾着。其他亚洲小国的货币是小艇，也勾着美元这艘巨舰。一下子中国这艘人民币巨舰从很高的通胀转为通缩，其他小艇不能不纷纷断缆。于是就有了亚洲金融风暴。

说细点就是，亚洲金融风暴时期，其他东亚各国采用「外汇储备」（美元储备）来稳定币值。而我们采用的是「货币政策」稳定币值。

外汇储备

例如，当国际炒家狙击一国货币时，也就是在外汇市场大量抛售该国货币，使其货币在外供过于求而导致贬值。

该国操作是，往外汇市场投入本国的「外汇储备」（也就是美元），不断地买入炒家抛售的本国货币，确保在外的货币供求平衡。

然而，一国的外汇储备有限，当炒家蜂拥而至，很快该国的外汇储备弹尽粮绝，也就是前面说的“小艇”。

还有一点，东南亚各国虽然以美元作为本位制，但并非严格按照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以及自己国库持有的美元储备来发放货币，否则大概率不会出现所谓的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印钞的数量相对于美元储备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汇率。即东亚各国实行的是“伪美元本位制”。

货币政策

我们和这些“小艇”的操作不一样。我们是在国内减少人民币的供应量（当然了，我们是巨舰，若是采用外汇储备大概率也够，可以想下当年索罗斯等炒家狙击港币，我们是如何接招的。不过，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港币实行的是“真美元本位制”，时刻钉紧1:7.8汇率进行发钞的）。我们虽然钉紧美元，但我们并非必须持有美元储备的。就好比，金本位无需持有黄金一个道理。

或许有人问，其他东亚国家为何不使用这种方法？原因是，其他小艇的出口量和我们这艘巨舰是比不了的，还有一点当时我们主要贸易伙伴就是美国。

那么当时为何会采用这种操作方法呢？原因是，93年为了解决国内通胀问题而想出来的。

在货币改革之前，张教授曾建议，以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

用一篮子物品之价作为社会的物价指数，该篮子物品的选择按国民的衣、食、住、行的比率分配。

央行可以向市场公布物品的比重，1万元人民币可以在市场买到若干物品，每种的量是固定的。

每种物品的购买地点也说明，央行不需要有这篮子的物品存货，只需担保一个币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购得到这篮子的物品即可。

需求者要购买就不用麻烦央行了，自己去买便可。炒家可以炒篮子内的任何物品，就不会炒到人民币去了。

只要守住锚，无论篮子内的物价怎么变，物品量的比重不变，则指数不会变。也就是不管物价怎么变，1万元人民币一直可以购买同一篮子的物品。

原则上，「货币政策」的重心是稳定币值，不应该伸展到经济的其他方面去。但通胀或通缩是货币本身的事。

以一篮子物价指数为锚，该指数可以随时调整。略为调高是微通胀；略为调低是微通缩。毫无调整币量与物价变动的时间差距，因为指数的本身就是物价。当然，篮子内的物品的相对物价可以变，而不在篮子内的物价更可以变。

那为何要搞点微通胀呢？就连弗里德曼都认为微通胀是经济的润滑剂。

原因是，在有「最低工资标准」这一说时（参看上一篇），微通胀有助于在不动那个名义工资的情况下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降低真实工资（物价上涨，真实工资下降），从而减少失业（老板能够支付低价位的工人，该价位的人能够应聘到相应价位的职务），提振经济。

科普下小知识：   

通胀本身也是一种税收，是政府非常重要和隐蔽的税收手段，是拔毛最多，喊叫声最小的一种税收（该思路出自唐朝老师）。

例如，老王有100元，市场有5斤猪肉，猪肉就是20元/斤。此时如果政府征收20%税，老王只剩80元只能买4斤肉，老王就会很不开森。

但政府悄悄发行25元货币，市场上125元对应5斤猪肉，肉价就会变成25元/斤，老王实际上还是失去了一斤肉，但他却没意识到，此时的痛感则远低于直接征收20%的税。

若是以一个可以成交的实物价格的指数为锚，远胜一篮子用纸造的货币。以物价指数为锚，其实就是古老的本位制。若以货币为锚，就类似于美国的无锚货币制。                

一篮子物品的优点         

1、央行无需头痛货币量的问题。只需守着篮子的物价指数。①当人民币有压力上升就多放出去；②有压力下降就把钞票收回一些。货币政策的运作范围大幅地减少，换来的是相较于简单的处理，出错几率大减。

2、无需利率调控经济，利率由市场决定。

3、守住指数，物价就稳定了。若要调控通胀或通缩，央行只需调控篮子物价指数便是。

4、篮子内的物品选择得好，不会有炒家去炒人民币汇率。

愚之见的弊端：         

当国际局势不稳定时，若出现贸易保护主义频繁，或许将无法购买到这篮子内的物品（虽然可以更改物品，但不易买到合适的），或者供应链中断等情况，那币值岂不是会出现灾难性的波动。

简言之，愚以为，国际局势稳定时，一篮子物品是优质之选，而局势动荡时，将无法更好的稳定币值；还有一点，要调整通缩或通胀容易被看穿（我是真不懂，先把观点写出来，若是错了，以后回看就可以看到当时所暴露的愚蠢，唯有不断地暴露愚蠢，并加以改正，才能慢慢的消灭愚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的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经济解释·卷一》

最后，五常经济学真的太合我口味了

END